[21]依据这个结论，值得总结的还有以下三点。
而如何弥合这种断裂，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对话从而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无疑成为开展学术研究的任务。然而，恰恰是福柯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让人们意识到新的法治依然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方式，法治取代人治仅仅是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
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让所采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展开对话，还要让理论与产生这种理论的具体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展开对话。由此，我模仿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论这个概念，提出了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个概念，将党支部、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之类的组织建设与宣传动员、群众路线之类的民主政治以及马锡五审判、司法调解等放在同一个知识考古的地层上进行讨论，从而展现国家法是如何借助这些新兴的权力的组织网络渗透到传统的乡村社会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虽然在硕士时期的论文写作中，诸如权力技术之类的概念已经在运用，但对福柯著作的系统阅读却是在博士时期的福柯小组中。正是从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出发，中国共产党党章无疑是中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宪政体制乃是党领导国家的党国宪制。
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集中在第一个向度上，那么与规范化讨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就是围绕第二个向度展开的，即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本土，从本土经验出发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因为西方理论是从西方特定的历史经验出发所提炼出来的。无论解构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体现出思想上的西方特征，即基于基督教文化传统在经历上帝死了之后所面临的思想精神困境。[28]经过全面脱贫攻坚战，不仅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且使脱贫群众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比如贫困群体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显著增强。
[25] 参见[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13]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民地位为中心，而地位与权利却是两个不同概念。[50] 参见毛俊响：《国际人权话语权的生成路径、实质与中国的应对》，《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9-161页。[42] 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创新》，《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5页。
[43] [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4页。还须予以说明的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不能依据基本权利的传统意义，而应当主动探寻其与当下生活秩序和价值情态的整体关系。
[38] 白斌：《宪法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及其体系地位》，《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第62页。[31]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具体来看法治国原理所包含的诸项原则，其中包括了人格不受侵犯的基本价值、法之优位性、法之安定性、法之明确性、民主原理、自由权等。[44] 参见赖骏楠：《清末立宪派的近代国家想象：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1002页。
人格尊严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规范法理，成为国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五、结论 综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即在于将人权话语体系和共同体的客观意义关联进行交互式重构，通过人权话语体系来言说法理，也从法理之中为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阐释提供理论命题的支持。从国内宪法来看，有学者统计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宪法文本，发现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词汇出现在了143个成员国宪法之中。[5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89页。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沿袭黑格尔的理路进路，进一步分析破坏承认结构的因素。相互承认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旨在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将繁荣理论进一步聚焦到人的可行能力上，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等固然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真正的实质价值在于人们具有免受饥饿、营养不良以及接受良好教育等的自由。当然，改善生活质量指数也不意味着放弃了个体如何更好地选择生活的权利，因为通过社会普遍支持了艺术、教育、自然和文化方面政策，这便潜在地教导了个体走向繁荣的途径和目的。
另一方面对于由高度复杂机制构建的工业社会和以信息数据为特征的数字社会带来的时代问题之回应，也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学者特聘教授。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道德法理，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在人权理论的创制和阐发过程中，需要以寻求理解为基础，以推动相互承认关系的构建作为目的。[12] 参见周濂：《从正当性到证成性：一个未完成的范式转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1页。比较恰当的方案是，以联合国制定的国际人权公约体系作为人权概念和共同价值，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只有人权公约能够超越地方性的人权生活设想，才能使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生活秩序获得外部的理解。
[10]这就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共同体内部关于人权治理的核心理念，其具体化就是人权制度及其配套的实践方案。侮辱伤害了个体的荣誉感，[47]这就意味着，承认的结构包括了一个从不成熟状态向成熟状态的一般性方法，即通过斗争来重新建构理想的国际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人权话语生态的场境。
在基本权利的价值视域中，人格权能够快速地回应当下生活秩序的变迁，特别针对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更具有显著的作用。语言是理解为取向之行动的媒介，生活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行动而再生产的，[53]不能忽视话语对于人权实践的建构能力，特别针对国际人权商谈过程而言，话语更是具有构成商谈内容、影响交往效果的功能。
[8]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32页。第三，规范法理表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权构造，即是在如网络结构般的人权法规范体系中提炼出元法理，它应当是国家法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具有根本性的指导原理地位。
（4）繁荣本身不能被均等化。[20]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认为，能力路径不是对生命意义或生命价值的完整诠释，它只涉及核心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努斯鲍姆列出十项能力清单：生命、身体健康、身体的整全性（integrity）、感知与思考、情感、实践理性、亲密关系、与其他物种建立关系、玩乐、对自身环境的控制。[25]另须指出的是，平等主义的繁荣观支持的是无偿人权的话语，[26]无论是积极有贡献的个体或是无业游民都有获得发展的权利，后者不应当被视为逃避责任者，而是被视为尚未全面发展者，[27]都可以通过社会提供的文化教育产品和制度体系的保障，向着美好生活奋斗和努力。法理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
然而，若进一步对人权话语体系展开分析，就要求将人权话语体系和共同体的客观意义关联进行交互式重构，通过人权话语体系来言说存在于共同体之中的法理，也从法理之中为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阐释提供多元社会价值的说明和支持。然而，尽管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命题从整体上概括了个体与共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但个体的个性发展的具体方面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根本意义关联还需要在理论上更加细致的展开。
[17] 宋建丽、曾晞：《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岳论丛》2019年第3期，第166页。具体而言，早期的繁荣伦理学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的思考包括对残留的图像（Phantasms）的存在和处理，这种复杂过程包括了记忆、回忆、获得概念、推断、慎思解释，赋予人能够通过设置目标和设计各种路径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从而使人可能在社会环境中获得德性和知识。
须强调的是，人的繁荣指向了共同体秩序的道理与伦理世界，发掘了存在于个体的人性的诸种潜能，这些潜能促使个体充分发挥自我的道德能动性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生荣观，都必须依靠国家以承担消极义务或积极义务来完成，否则就没有现实意义。最后，纵深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人权话语体系提供原创性的思想命题和知识资源。
这就是马克思人权理论中的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如果将人权话语放置于多元共同体构成的国际人权社会时，就必须要面临着承认、商谈、合作或者是对抗、竞争、防御等话语实践情形，这就对我国的人权言说提出了挑战，那么便意味着从政治权力衍生而来的话语权问题成为人权话语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范畴。[45]西方人权话语体系在历史演进中完成了这个三个环节，从而取得了强势的国际人权话语权。[32]如果将政治统一体被持续构建的过程称为整合，那么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的宪法整合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宪法秩序的源流。
尽管制宪权彰显了政治统一体的根本性决断，为民主正当性和政治统一体的存续奠定了权威，但并非意味着制宪权就是不受约束、绝对无限制的力量，否则就会导致宪法变得时时都要从属于权力的意志。[24]这意味着，强调个体的繁荣并非是模糊性的概念，而是可以运用数据或相关标准进行测量。
[6] 参见陈金钊：《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1页。[15]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30]概言之，作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荣既可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实践中彰显出来，同时也能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扩张提供更多的理论命题。然而，对于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法理而言，尚考察不足，还需要更加纵深和清晰的梳理，才能促使将该思想命题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